而王伦也不愿意迁徙到日本的朝鲜人太多，这不利于朝廷对日本将来的有效统治，所以东征军的战事并不频繁，基本上是打一仗朝廷就迁徙一些民众尾随到来。

时间总是过得飞快，转眼又到了入冬时节，洪武十六年马上过去，洪武十七年的春节即将到来。

出使李朝的汪藻，从升龙城返回京师时，身后跟着的，除了李朝的元旦贺使之外，还有渤泥、占婆等东南诸小国的使者们。

为了护送这些人，南海水师都督李俊特意调了二十艘海船一路护送到了宁波府。

华夏的宗藩朝贡体系之下，藩属国派出使者前来中原是相当频繁的，比如高丽王国重新与新汉确立了宗藩关系后，一年派出了近二十次的使者团，几乎半个月就要往中原跑一趟。

这种朝贡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、藩属国送点儿土特产，中原王朝就回赐超过土特产价值数倍的礼物，干得并非是赔本买卖。

哪怕赵佶这样爱面子、好虚饰的皇帝，也不至于干这种事情。

实际上的使者们，绝大多数是为了从中原购置商品，是一种政治礼仪下的贸易行为。

故而王伦上台之后，只定了一条规定：藩属国送来的礼物进行估价，朝廷回赠同等价值的物品，并且给予藩属国使者团5%的税务优惠。

简而言之，谁都别吃亏，谁都别占便宜，考虑到藩属国使者团们都是千里迢迢前来的，那么就准许他们在东京城市场购买货物，也算是帮助中原对这些藩属国进行商品倾销了。

故而洪武十六年，朝贡最积极的就属大越李朝，毕竟大理国突然内附，下一个会不会是他们？朝廷是否有意收回交趾故地？

这一次汪藻入李朝为使，便有了几分汉使的模样，杜英武以外戚当权，李朝内的许多世家官僚自然是心存不满的，汪藻便大摇大摆地接见这些杜英武的政敌，一点儿都不藏着掖着。

他在升龙城时表现得相当活跃，就差把“搞事情”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，但杜英武只能忍气吞声，不忍不行啊，如今的云南行省大军云集，有五六万汉军分驻各地，汪藻若是出了事，岂不是将中原出兵的借口送到跟前了？

汪藻便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，比如李朝不得使用“大越”二字，因为“越地”是个非常宽泛的地理概念，也包括了两广地区。

又比如要求李朝放开边境，双方降低商税，实现互惠互利；要求李朝协助朝廷在云南行省边境修缮道路，同时再租借给朝廷一处港口。

杜英武不敢答应，放弃“大越”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两广地区的奢望；降低关税就意味着中原商品在李朝内部形成倾销；若是再租借一处港口，与其说租借，不如说是割让。

但他又不敢反对，只能派出使者，尝试在中原天子面前哭诉一番，试着谈判一番。